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，其成效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。前不久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在“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和治理机制”中明确提出，推动信用赋能基层治理。这一要求精准把握了社会信用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，契合当前基层治理的实践规律，对夯实国家治理根基、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。
从历史经验来看，中国传统“熟人社会”便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信用机制。这种信用机制以社会关系和社会信息的熟悉化为基础，本质上是依托对社会主体品性、道德的信赖而形成的“人格化信任”。在传统中国，这种信用机制奠定了良好的社会治理基础，人们比较在意道德、伦理、舆论等社会评价，在社会交往活动中更倾向于遵守社会规范和秩序。
改革开放后，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，基层社会进入高速转型期，社会关系逐渐从“熟悉”走向“半熟悉”乃至“陌生”，利益和观念日趋多元，一些群众出现重权利轻义务、重利益轻责任的观念及行为偏差，基层治理面临诸多挑战。面对违反公德的行为和轻微违法问题，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往往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，时常被迫游走于法律边缘，通过灰色手段规制越轨者，这使得治理活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备受质疑。
在此背景下，一些地方探索将社会信用机制引入基层治理。例如，有地方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建立诚信档案制度，详细记录家庭成员的守法诚信和违法失信行为，并以此为依据开展诚信家庭创建评选活动，对诚信家庭予以表彰奖励，对失信家庭成员进行惩戒。这种创新实践将基层治理事务与家庭诚信直接关联起来，通过诚信档案制度建立起社会信用评价体系，使信用由道德层面的“软约束”转变为制度层面的“硬规则”，有效促进了自律与他律、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的有机结合。
经验表明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可以从多个维度改善基层治理状况。首先，以社会信用为抓手，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可以制约甚至制裁轻微越轨行为，解决基层治理中的难点痛点；其次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治手段的局限性，使基层治理体系更加完善；最后，可以有效弘扬社会文明风尚，提升社会道德水平。可以说，在社会转型背景下，社会信用机制通过整合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等多种治理思维和治理方式，有助于再造基层治理能力。
可以预见，在国家战略导向和社会现实需求的双重驱动下，社会信用体系将对基层治理提供基础性、系统性和持续性的支撑作用。《意见》也明确提出，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，加强涉农信用信息归集共享，明确采集责任，优化精简采集指标和评价规则，提升对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评价水平；推动信用赋能社区治理，支持信用园区、街区建设。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目标出发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应当注重做好以下工作：
第一，建立涵盖基层治理领域的信用体系。与西方国家不同，中国不仅仅是围绕经济交易和金融活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，而是希望社会信用机制能够向社会治理领域广泛拓展，充分发挥信用信息的社会治理功能。因此，应加强社会治理领域的信用信息归集和管理，使社会信用体系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各类主体的守法守规守信状况。在此基础上，将基层治理需求和目标合理嵌入社会信用评价标准，助力纠纷解决、公共服务、政策执行等治理工作。
第二，提高信用体系与基层治理的适配性。目前，部分基层主体生产生活实践的规范化程度不高，难以纳入现代化信用体系。例如，一些农业经营主体无正规的经营、财务数据，没有固定报表，信用信息的采集和识别存在困难。因此，对这类主体可以适当简化采集指标，并优化评价规则，使信用体系更加适配基层治理现状和需求，确保社会信用机制的有效性和实用性。
第三，确保在基层治理中规范运用信用机制。在实践中，一些地方泛化运用失信联合惩戒措施，侵犯了公民权利，引发群众不满。因此，要完善基层治理运用社会信用机制的制度体系，防止信用机制泛化滥用，切实保障基层治理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。
（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（国家治理学院）准聘制教授）
